骑手、平台、顾客的不可能三角

2020-09-11    作者: 成都新闻网编辑部    来源:秦小明    阅读:

小明提示:全文4300字,建议搭配冰阔乐细品~ 1 这两天,围绕外卖骑手的讨论比较多,我讲几点自己的看法。 核心观点如下: 在微观和短期的层面,外卖骑手、平台、顾客三者的利益构成一个不可能三角,也即是任意两方利益的增进,必然以损失剩余一方的利益为代

  小明提示:全文4300字,建议搭配冰阔乐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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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围绕外卖骑手的讨论比较多,我讲几点自己的看法。

  核心观点如下:

  在微观和短期的层面,外卖骑手、平台、顾客三者的利益构成一个不可能三角,也即是任意两方利益的增进,必然以损失剩余一方的利益为代价。但在宏观和长期层面,三者的利益又趋于一致。

  具体来说,在任何一个短期时点,从各个微观利益方来看:

  如果考虑骑手和平台的利益兼顾,例如平台允许骑手更长的派单时间,给予更高的容错空间,那么必然以牺牲顾客的消费体验为代价。

  如果考虑骑手和顾客的利益兼顾,例如允许骑手更长派单时间时,给予顾客消费补贴,那么必然以牺牲平台的利益为代价。

  如果考虑平台和顾客的利益兼顾,例如必须保障顾客订单的送达时间足够短,那么必然以牺牲骑手的利益为代价。

  以上,就是这个不可能三角的具体拆解。当然,在宏观上,在更长期的时间视角下,骑手、平台和顾客的利益,又都是趋向一致的。这是因为,市场会自发让参与各方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以保证这个业态持续运转下去。

  微观层面的讨论很好理解,尤其是以某几个或者几十个个案的情绪性故事性描述作为切入口,更是天然容易引发大众产生某种意义的“情绪共鸣”。但这种探讨,对于理解更深层的问题,找到症结所在,以及真正的解决方案,用处可能有限。

  且,情绪性故事性的描述,在未经统计意义上更大样本的数据检验前,甚至容易产生误导作用

  比如,以几次空难当中,伤亡的人数和惨烈程度,来对比几次汽车事故,得出飞机比汽车更危险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统计原则的。这样的“故事性描述”,在任何时候,对于严肃理解问题的读者来讲,都应当引起足够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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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宏观和长远层面,为什么我认为三者的利益是趋于一致的。也很容理解:

  如果平台方不顾骑手的利益,短期可能实现通过“压榨”和“剥削”维持骑手的稳定。但时间一长,必然导致骑手流失,不能满足平台的派送需求,促使平台内部调整对骑手的考核政策。

  同样地,如果平台方不顾顾客利益,那负反馈作用会更快速显现,使得平台活跃用户下降,订单和收入进而下降,迫使平台不得不进行相应改变。

  同理,如果只考虑顾客和骑手的利益,平台方必然会受损。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只有政府监管部门强力介入才有可能。然而实际当中政府很少会这样做,因为副作用在长远看是非常明显的:企业的活跃度会急速下滑,推演到极端,没有平台再来做这个生意。说到底,商业并非慈善,也绝非政府转移支付的工具。

  因此,从长期和整个宏观结构来看,只有三方的利益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整个行业才会达到一种均衡稳态。任何一方在长远均衡中失衡,市场都会自发纠正这种失衡。事实上,这不是外卖业态的特例,几乎所有市场化的行业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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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头来,为什么会出现近日大家讨论的,外卖骑手与平台某种意义上严重的利益冲突?难道真的只是多给“五分钟”就能解决的吗?

  事情显然不会如此简单。

  囿于舆论的压力,饿了么今天已经上线相关功能,允许顾客选择可以多等骑手几分钟的可能。但可以预料的是,随着这个功能的上线,骑手这个群体的现状并不会发生多大的改变。

  又或者,我们可以更深入一步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上线这个功能能显著改善某一个多大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群体的生存现状的话,监管部门强制外卖平台都遵守这个约定岂不是更好?

  要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先讲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最低工资。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福利,一些国家的劳动法律会规定企业付给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懂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规定必然以牺牲整体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为代价。换句话说,实行“最低工资”这个制度,产生的成本,由全社会一起买单。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一个企业主有每月一万元用工支出预算。假设没有最低工资要求,那么他可以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自由选择雇佣员工的数量和工资水平。比如每个月2000,雇佣5人。

  这时,如果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为2500。那么,这家企业能招工的人数,变为4人。第5人,则可能面临失业。如果最低工资进一步涨到5000,那么就业人数变为2人,失业人数变为3人。如果最低工资变为一万,那么就业人数变为1人,失业人数4人,如果最低工资高于一万,那么就业人数变为0!

  总结起来,在不同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准下,就业人数,失业人数分别为:

  无,5,0

  2500,4,1

  5000,2,3

  10000,1,4

  >10000,0,5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家企业不招,那剩下的人去其他企业不就好了。这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需要知道,全社会都面临着这样的刚性约束。加总来看,必然会有一个群体因为最低工资的存在,出现隐性失业。当然,讨论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整体过剩。

  那既然会导致更多的失业,为什么政府会强制规定最低工资呢?

  很简单,社会考量大于经济考量。比如以2500的最低工资为例,为了让就业的4个人得到更高的收入从而更有利社会稳定,那么多出来的1个失业者,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买单。

  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哪里?当然是你我这样的全社会个体。所以,本质上,高福利社会就是用“从业者”的钱来养“非从业者”,本质上就是用强大的转移支付来保证社会看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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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福利社会的稳定面临极不确定的内生脆弱性。

  道理也很简单,5个人的工作量,现在在最低工资/高福利的约束下,只能招4人,那么这四个人的工作量是不是要增加?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最后可能面临的是高税收,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养活那些就业体系之外的人。而失业的人,因为有高福利,所以变得更加不思进取。

  这样,整个社会甚至会出现“投机性失业”的逆向选择 。看看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内部,再看看德国和欧猪国家之间,再看看今年疫情期间美国对个人的失业高补贴,你就能明白我在表达什么。

  政府的使命,永远要在“福利”,“公平”和“发展”,“效率”当中做出选择。不同的选择,导致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在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必然优先考虑发展和效率。如果本身蛋糕还没做大,就在天天吵着怎么分蛋糕,那就是我们几十年前体会过的计划时代,均穷。

  从宏观的角度,社会的发展,在任何阶段,都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群体。注重公平和福利时,损害的是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群体,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可能相当大一部分要转移给其他人。注重效率和发展的阶段,损害的则是更底层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很难参与市场规则下的财富分配。

  不要天真地以为,有一个乌托邦,哪个群体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政府和国家的存在,就是在各个群体之间做出最大的平衡,但也仅仅是平衡而已。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我们在为骑手面临极为苛刻的平台条件而愤怒和同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在为互联网公司996的员工而呐喊。但正是因为大家对外卖平台的愤怒,昨天晚上某平台的程序员可能不得不加班加点甚至通宵,才能赶出今天这个“多等五分钟”的功能。

  看到了吗,一部分人福利的获得,总是以另一部分的福利损失为代价,这看起来就是一个零和博弈。所以,你到底在为哪个群体而呐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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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骑手这个问题。

  前些天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

  再看美团发布的《2020 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

  报告显示, 2020 年上半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295. 2 万人,同比增长16.4%。其中,近六成骑手实现本省就业, 90 后骑手占比过半,成为主力军。有近五成骑手每月可获得 4000 元以上收入。疫情期间,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这说明什么呢?我至少读出以下几点信息:

  1)骑手这个群体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仅美团一家就近300万。根据不同的报告,算上其他外卖平台以及餐饮自主品牌的外送团队,目前的骑手总人数已经近千万规模。

  2)骑手的增长速度可观。16.4%是个什么概念?中国GDP一年才增加多少?餐饮行业的收入一年才增长多少?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增速非常可观。

  3)骑手的收入在餐饮服务行业,算中高水平。你去了解一下餐厅的服务员小哥哥小姐姐,有多少每个月能收入4000以上?

  4)疫情的冲击,导致其他行业的摩擦性失业人员加速涌入骑手行业。

  总结起来,“骑手”是一个从业者众、新增者多、收入较高、门槛较低 的行业。这样一个行业,你说那些面临疫情冲击,没有更好工作选择的人,他有什么理由不往里冲?

  而大量的从业者叠加从业人数的快速增长再叠加从业门槛极低,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从业者之间必然通过近乎惨烈的竞争方式,来达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平衡。

  就算所有外卖平台都给予骑手更长的派单时间,在骑手数量巨大且不断有新的更年轻的骑手涌入的情况下,你觉得这个“多等五分钟”的功能,能换来骑手群体整体福利的显著提升么?

  实际的情况,更可能是因为这“多等五分钟”真的送慢了五分钟的骑手,被更快的骑手挤掉手中的饭碗。平台政策的调整,固然能对骑手的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但这种指引,在解决骑手群体本身的竞争和面对平台甚至顾客的“议价权”方面,无能为力。

  外卖平台当然可以做得更加人性化,做得更加温情。但所谓的人性化和温情,代替不了商业和市场运行规律。

  骑手的数量庞大、人数新增较快、年轻人增多、从业门槛极低、收入暂且较高、其他行业受疫情冲击的摩擦失业增多,这些 加总 起来,才是导致骑手这个群体在竞争白热化惨烈化的环境中,争分夺秒抢单派单的本质原因。而平台的算法也好,政策也罢,只是无形中与这些情况达成了一个衔接。

  以上说的这些深层原因,有哪一个可以靠外卖平台更改政策就能轻而易举改变的吗?哪一个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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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外卖平台有很多可以修缮的细节,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从整个就业市场来着眼。与其呼吁外卖平台更加人性化(当然这种呼吁是有益的),不如呼吁真正盘活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微企业,让更多劳动力在更多行业里实现就业。

  如果疫情冲击导致的摩擦性失业不能快速改善,即便政府强制介入外卖平台对骑手的管理,也不能解决骑手的生存现状(当然这样的话,反而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基金经理都要去做外卖骑手了?是基金经理这个职位太差劲,还是外卖骑手太诱人?

  只有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少的人,涌入骑手这个行业,骑手的生存状况,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让我想到了前些年累累亏损的钢铁行业,在关停了一系列产能之后,钢厂员工才真正重新开始分到钱。

  外卖这个行业也一样,如果把骑手人数当做“产能”的话,在不断上“产能”的周期里,去谈论骑手的福利,显得奢侈而缥缈。而只有这个行业也来一场供给侧变革,让更多的人不再以骑手作为就业手段,甚至让骑手有机会去到更多其他行业就业,才能真正解决骑手的困境。

  PS:

  这两天的金融市场,从中国股市到美股,再到原油,到中国内盘的大宗商品,全都出现了幅度较大的下跌,有点我之前说的宏观转势内味儿了。更多的点评也没有,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看近期前面的文章,都说得比较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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