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格局:民族窗口,中美支点!

2019-08-06   作者: 成都新闻网编辑部   来源: 清和社长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设立轮船招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李自掏腰包拿了5万两银子,以“李积善”的名义入股。

  第二年的1月17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开业。北面与之遥遥相对的正是英法租界。

  上海总局成立的第二天,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境外企业。

  同年,招商局轮船“伊敦”号由上海首航,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首航目的地便是,香港。

  从此,香港,逐渐成为民族命运的窗口,以及国家利益角逐的支点。

  本文逻辑:

  香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窗口,冲破封锁的地下道

  支点,中美角逐的新战场

  01

  香港

  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依然是远东的“十里洋场”。

  轮船招商局坐镇上海,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三大洋行争夺长江水系的控制权,香港及海运市场并非战略重点。

  不过,1938年,招商局、上海、香港及中国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日本先后集结30万兵力强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绞肉机般的鏖战状态。

  此时,香港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支点。

  当时,欧战没有全面爆发,英国尚未对日及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因此,英殖香港,则成为中国唯一可能安全的城市。

  上海滩商人、文人、名流以及大量难民,纷纷涌入香港。香港,立即成为移民和流亡者的城市。

  30岁的秦邦礼随着南移人潮,悄悄来到香港,化名杨廉安,成立了一家名叫“联和行”(Liow&Co)的公司。这就是华润的前身。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胞弟,带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儒雅斯文。早在1931年,他就拿着陈云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在上海、汕头等地开办六家“中法药房”。

  以药房为掩护,秦邦礼将重要文件、药品、无线电器材及战略物资,从上海、香港,走广东汕头、大浦、福建永定、上杭,再徒步走山路才能到中央苏区瑞金。

  抗战爆发后,陈云指派秦邦礼化名为杨廉安,拿着转让药房的结余资金,赶赴香港在最热闹的中环毕打街毕打行六楼成立了“联和行”。

  在他的家乡话无锡方言中,“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在这座拱形门廊的英式骑楼里,“联和行”如大隐隐于市。

  这一次国难当头,杨廉安身负重担。最开始,杨廉安的主要任务是,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物资输送及抗日募捐活动。

  后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被英港政府查封后,这一工作的重任全部落到了联和行身上。

  杨廉安不辱使命,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登陆广州后,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棉纺鞋袜、运输车及军需用品。

  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几十名医术精良的国外医生,也是从联和行这个隐秘通道北上的。

  香港,成为中国抗战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大量战略物资严重依赖进口。日本则想方设法地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的海外供给,在淞沪会战前便派出精锐武装封锁了中国沿海口岸。

  1937年12月,中国万里海疆除了澳门、香港及广州湾,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三条:

  一是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但当时苏联正在筹谋西线战事,无暇东顾。

  二是法属印度支那通道。但法属印度支那先对中国实行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禁运,后因日本施压,关闭了该通道。

  剩下的唯一一条通道,那就是香港。

  香港,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是南中国的门户,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据点及世界的航海要冲。

  在远东大都市、中国最大海港上海沦陷后,香港立即成为中国抗战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转运通道。

  1937年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因长江口被敌人封锁,大量原运沪货物改道香港。这一年,经香港入口的货物,中国内地占到了34.2%【1】。

  抗战初期,“约75%的外援物质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2】”

  广九铁路隶属于西南运输公司,是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该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处,仅1938年2-10月,由铁路输入的物资达13万余吨,其中军需用品占四分之一,其余为五金、油类、机件等战略物资。

  香港,俨然成为中国对日经济战的最前沿阵地,是破解日本经济封锁的的关键支点。

  “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2】”,日本不断就香港转运抗战物资一事对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关闭香港通道。

  英国方面则认为:“保持该线路(指香港通道)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作为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

  英国政府基于远东利益考虑,坚持香港的开放地位,保持运输通道作用。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本进一步施压英国,后者迫于压力于1939年7月宣布禁止从香港运出军火、卡车、石油等物质。

  当时,日军已经封锁香港,经常轰炸珠江及深圳一带,封锁所有河流和铁路,以切断香港这条通往中国大陆的物资供应线。

  香港通道遭受打击,不得不转入地下,变成一条隐蔽而迂回的抗战生命线:

  一部分是通过走私,将石油由帆船从香港运往惠州、淡水、大亚湾及粤战时省会曲江,再输送到内地,仅1941年就达到150万加仑以上。

  一部分则是先用轮船从香港运到越南北部港口海防或泰国的仰光,再通过滇越公路或滇缅公路运到中国。

  “截止到1940年5月为止的10个月里,除了通过走私将汽油和煤油运到国内外,相当数量的卡车和飞机是从香港运到海防再转运到中国的未沦陷区,但仍有382辆卡车和60架飞机是从香港直接运送到中国的未沦陷区。【3】 ”

  除了物资外援,金融也极为关键。

  上海沦陷后,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沦为“孤岛”。

  中国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快速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央行在海外印制的钞券“均以运抵香港为终点,而本行之加印签章事务,亦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4】”

  中央银行在香港设立了通讯处,主要负责外汇管理、侨汇、口岸汇款、印制法币等业务。

  在1941年下半年之前,内地汇往上海的款项,必须先绕道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转由在香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

  考虑到钞票安全及质量,国民政府委托国外公司印制,香港成为战时四大行法币印制的重要基地。

  “嘱各行在香港方面与各印制钞公司洽印钞券,计中央银行向中华书局接洽订印,中国、交通两行向商务、大东两家订印,中国农民银行向大业公司订印。【5】”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签订了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2次信用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香港输入。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都是购买战时用品,借款最多之处也是香港。仅1940年达3600余万法币,上海次之,为1530余万元【4】。

  1941年抗战形势危急,国内物资极为匮乏,通货膨胀高企。四大行开放沪港商业汇款,仅下半年重庆14家商业银行,由沪港汇入6079万余元,其中香港为2228万元。同期后方各地方四大行承汇港沪款项共计5297.5万元,其中香港为3351万余元,超过一半【5】。

  为了增加外汇收入,维持外汇稳定及提升进口能力,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贸易委员会,管理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中国茶叶,与隶属于实业部的中植公司,着力出口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肠衣等。

  此时隶属于财政部的轮船招商局,一部分由总经理蔡增基率员撤迁至香港;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入抗战,在长江要塞沉船24艘,共34520吨位,占招商局江海传播总吨位的40%。

  沉船抗日,山河悲壮。

  中植公司以驻港机构为据点,开展桐油贸易,短短数年间,营业额达1.24亿元,其中外销占70%,直到香港沦陷业务才被迫中止。

  贸易委员会决定“将东南各省所产之茶,全部运抵香港交苏”,驻港富华贸易公司向苏联输送大量的茶叶、桐油、猪鬃,换回了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中国向美方借款2500万美元,以7万吨桐油偿还,贸易及收付款皆由复兴公司香港分公司办理。

  原定5年期,复兴公司三年便还清全部贷款,“博得美国朝野的同情与赞赏,树立了我国债信,将来于对外借款上关系甚大。【6】”

  另外,西南公司仅1939年从香港输向欧洲的钨砂、锡、锌、纯锑、生锑等矿产达12640吨,赚取不少外汇。

  1939年度中国外汇结进港币只有92.4万余元,到1941年11月底接近1639万港币,增幅之大、数额之高,远远超过英镑、美元、越币的额度【4】。

  当时的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是经济抗战的最前线。

  日本攻占上海后,日伪银行在沦陷区发行了“满洲国券”、“联银券”、“华兴券”等纸币,严重扰乱了上海外汇市场,大量法币外逃,国民政府在1938年前后半年内就损失了1000万英镑,接近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7】(详见《抗战通胀简史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法币十万难》)。

  外汇市场损失惨重,直接威胁到公共信用,法币快速贬值,货币及金融体系危在旦夕。

  这是一场极为艰巨又不容有失的货币战争。

  这时,中英美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在香港成立了汇兑平准基金委员会。

  1940年,德国闪袭比利时、荷兰,欧战扩大化,国际资金疯狂涌入上海,来自东南亚的20亿法币外汇返回中国,成功狙击了日伪货币。

  这时,香港设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趁机收复失地,中英美三方分别出资2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打击外汇投机和黑市交易,日伪“华兴银行”倒闭,日伪货币疯狂出逃。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

  “香港真正是经济抗战的中心。【8】”

  不过,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在同时间,日本大举围攻香港,不久香港沦陷。

  香港沦陷后,中国唯一个对外窗口、贸易基地及金融中心被捣毁,中国在港资产损失惨重。日本开始南北夹击,全面封锁中国,抗战开始进入最为艰难时期。

  山河破碎之际,香港与中国同在,两地人共赴国难,可歌可泣。

  

  02

  窗口

  冲破封锁的地下道

  日本投降后,中华大地风云再起。

  联和行再次扮演着香港贸易通道的关键角色。战役打到哪里,联和行的物资就供给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联和行就供给什么。

  只是此时,联和行有一个今日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华润。

  1948年,联和行,与一并在香港创建的“党产”,以及广大华行、五丰行等,共同组成“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润之”,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美好寓意【9】。

  这一年,辽沈战役打响,华润的主要任务是打通香港与东北的贸易通道。

  这年秋天,华润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条轮船,命名为 “东方号”。

  主持东北财政工作的陈云与杨廉安密切配合,“东方号”以及租用的苏联货轮,满载着货物,不断航行在香港—大连、香港—天津之间;为前线运送军需物资,也为后方城市运输民用原料及商品,以支持恢复生产、平抑物价。

  此时,东北局实行战时统购统销政策,统管进口,需要什么由华润从香港进口;出口则由市场决定,华润负责将东北的大豆、皮毛等特产,经由朝鲜运往香港出口;换取的外汇再用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军备及军用物资。

  华润,也就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

  如此模式,在战时被大规模复制,战后成为计划经济的雏形。

  曾经有位华润领导说过:“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

  1948年9月,周恩来致电钱之光(华润首任董事长),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几经周旋,华润分四批将柳亚子、章伯钧、沈钧儒、谭平山、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政协会议【9】。

  后来,朝鲜硝烟弥漫,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及禁运。

  中国,再次遭遇封锁,只是对手从日本变成了西方阵营。

  在这个关乎国运的历史节点上,当时的领导对香港作出了一个关键决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早在1949年10月14日,第4野战军15兵团集结在宝安县,正等待命令向对面的香港挺进。但解放军最终还是没有迈过深圳河,为何留下香港这个“尾巴”,很多人表示不解。

  一年之后,香港的作用,就立即凸显出来。香港的特殊身份,可以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冲带;在特殊时期,“尾巴”还能成为中国对外的隐秘通道。

  于是,香港,再次成为突破经济封锁的前线窗口。

  但是,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国家领导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华润,不得不再次成为外贸领域“冲封锁,反禁运”的先锋。

  作为内地在海外最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仅要在西方封锁的夹缝中把战略物资引进来,还要将中国内地的原料、商品卖出去,以换取更多外汇。

  1951年,华润公司成立了运输公司兴隆行,在香港组织人员,将物资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转运至珠海拱北进入内地。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钢板、汽车轮胎、橡胶、盘尼西林、烧碱、铁皮等军用物资,以支援朝鲜战争及内地经济。

  当时,华润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但是港澳商人、西方商人不方便直接进入内地实地考察。

  华润只能将样品摆在香港办公室,以方便客户看货。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9】”如此,前来看货的商人逐渐多了起来。

  受展柜的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在香港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

  1956年元旦,华润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市民和海外游客。此次展览带来了大量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

  这年春季,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在广州筹办一场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

  同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这就是广交会的序曲。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开了20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物资进口、出口创汇的生命线。而这 “三趟快车”的终点站都是香港,都是华润五丰行。

  华润的进出口贸易额,从1950年的5000万美元一路激增至1978年的30.5亿美元,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

  当时主要进口国内紧缺的五金、机械仪器、化工等工业制成品、半成品及原料;出口矿产、食品、杂品、丝绸、茶叶、粮油、畜产、土特产等农产品。

  陈云评价:“华润就是第二外贸部。”

  香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资金往来、信息互通、技术引进的关键窗口。

  中苏关系恶化后,香港几乎成了中国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其实,幸好有香港,这把“漏勺”在西方经济封锁的铁幕底下挖开了一个漏洞,为中国照进了一米阳光,帮助了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国家。

  香港,它的特殊身份及地位,每次中国最艰难时候,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一个关键“出口”。

  当年,满清天朝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半个多世纪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跃跃欲试,他们多以香港为据点,或革命资金多来自香港这一隐秘的通道。

  满清天朝最终掉入火坑,我们这个民族得以浴火重生,这与香港的力量是分不开的。

  抗战时期,大量的物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进入内地。香港再一次挽救民族于危难。

  当时香港的各界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学生赈济会、同乡会、华商会纷纷成立,以金钱或物质支援抗战。

  各种捐款、献金、义卖、义演、募捐物质、购买救国公债,轰轰烈烈,群情激昂,令人动容。

  1937-1940年,港澳同胞对广州等地支援抗战的汇款分别达到,3.8亿元、5.1亿元、10.2亿元。1941年,香港华商总会募得债款1000万元。

  70多名中环及深水的小贩合力举行义卖,众多小贩及商人也纷纷加入,结果一个月内便筹得款项超过一百万港元。

  在西方经济封锁中,香港,依然发挥着其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1978年,国门打开,西方世界无比好奇、望而却步,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第一投资的的,还是香港。

  03

  支点

  中美角逐的新战场

  1978年12月26日,一位名叫袁庚的“香港公司领导”,乘坐交通艇“海燕八号”,从香港中环码头出发,短短45分钟就抵达蛇口码头,踏上了这块农田遍布的土地。

  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区——蛇口工业区。

  承担建设蛇口工业区的公司,正是天字一号招商局,这家书写中国百年商业跌宕史的传奇公司。

  然而,这也是一家命运多舛的公司。1949年,招商局在时代变局中一分为三,留在上海的被接管并改造,去台湾的日后销声匿迹,在香港的被成功策反,保留了招商局之血脉。

  当时,华润公司派员进入香港的招商局、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均成功策反起义。

  招商局“海辽”轮从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船长方枕流宣告起义。香港招商局13艘货轮、两家航空公司数十家飞机变成内地资产。

  不过,在经济封锁年代,招商局处境极为艰难。

  招商局的元老之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开创性地写道: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欲自强”的招商局不再秉承创始人李鸿章“师夷长技”遗志,而是学习郑观应的“敢为天下先”。

  106岁的招商局再一次率先闻到了时代的脚步声,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

  袁庚,正是招商局二十九代掌门人、时任常务副董事长,他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袁庚是深圳客家人,出身在宝安大鹏区王母圩村中和里,早年参军,后参加过解放驻珠江三角洲战役。1949年,已经是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深圳。

  袁庚任职招商局时,公司正处于蛰伏期,但他却大胆地向中央提出,建设蛇口工业开放区的构想。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深圳特区还要一年之后才成立。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点,袁庚赶到中南海,拿出所有带上的地图,请中央领导批示工业开放区用地。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准备将整整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都划给他。

  袁庚吓了一跳,立马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袁庚做了一件让他终身后悔的事,他只要了2.14平方公里。

  李先念又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圈,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这个半岛就是后来的蛇口工业区。

  “蛇口”是一个珠江汇海口延伸出来的半岛,与香港元朗仅一弯之隔。在特殊的年代,不少人为偷渡香港而葬身海湾。

  但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那一天开始,这一悲剧也就成为了历史。

  在这个仅仅2.14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袁庚做得第一项大工程便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

  一年后,一个600米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货轮的蛇口码头建成,工业区与香港通航,打开对外开放的第一道闸门,从此货船商客穿行航道。

  袁庚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竖立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召唤时代的十二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不过,当时中央对改革试验田的态度是,不纳入中央计划、不拨款,通过松绑政策支持。中央给予袁庚的“松绑政策”是拥有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和允许对外资银行举债。

  袁庚没有像当年唐廷枢公开募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来15亿元资金,这笔钱用来平整土地和建设工业区基础设施。

  这15亿港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改革开放,特区成立,蛇口破土,华润等香港中资公司纷纷回内地搞建设,荣毅仁成立的香港中信等“窗口公司”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桥梁,大量港资进入内地兴建工厂,中国大地再次被香港点燃。

  1978年9月,东莞虎门太平手袋厂拿到工商批文号“粤字001号”。这家工厂是中国“三来一补”企业的开山鼻祖。

  这家工厂的老板是香港商人张子弥。

  当时,濒临破产的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碎片,乘车穿越连绵的绿色原野,来到虎门。他的香港信孚手袋厂与太平服装厂达成的合作协议:

  张子弥提供原材料和设备,东莞方面出厂房、人力,赚取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张做设备款。

  虎门太平手袋厂的投产,拉开了香港生产线北迁、港资投资内地的帷幕。从此,粤港共同打造珠三角制造业基地,东莞日渐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多数来大陆投资的港商都是解放之前或者后期,逃荒或偷渡进入香港的“移民”。他们成为了大陆第一批投资客,他们中包括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等巨商。

  1980年伊始,香港商人霍英东向广东省政府提出兴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设想。

  几乎同一时期(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刘天就的香港商人与政府签订了深圳第一个土地租赁协议。

  他计划在这块地上建一栋房子,并取了一个完全没有革命色彩的名字“东湖丽苑”,不久他拿着房子的设计图纸到香港,仅仅三天就将“纸上”的108套房子销售一空。

  香港的资金、香港的经验、香港的土地拍卖制度,顶着“出卖领土主权”的帽子出发,中国房地产40年一路走来,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

  三年之后,霍英东旗下的维昌公司投资兴建的白天鹅酒店,赫然矗立在风光旖旎、曾作为英法租界的广州沙面岛上。

  港资在中国内地的成功,才逐渐吸引了90年代的美资、日资、台资、韩资大举进入。

  香港,作为自由港,之于中国是那样的独特。

  1986年4月23日,WTO关贸总协定确认香港作为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

  所谓单独关税区,就是指非主权国家仍可以决定自己的关税水平。目前在WTO中存在四个单独关税区,即欧洲联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

  中国香港的关税几乎为零,是世界自由港,也是中国出口的贸易支点。

  作为单独关税区,香港在国际自由贸易市场中,享受更多的配额及优惠税率。

  很多大陆的产品,先进入香港,更换上香港“马甲”,然后在从香港自由港出口到全球各国。如此,一定程度上可以绕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限制。

  尤其是发生贸易摩擦时,香港的“漏勺”功能无比重要。

  目前,中国内地对外最大贸易地区,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总比占19%;第二便是香港,中国内地对香港贸易总比占14%。

  这是什么水平呢?对日、对韩、对德三国贸易总和才勉强达到对特别行政区香港的贸易。2018年中国内地有价值331亿美元的通讯设备,258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设备,167亿美元的计算机设备出口到香港【10】。

  香港,如今已是全球重要的贸易、航运及金融中心。

  如今,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融资最重要的海外渠道。在港交所中,内地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为60%左右,总市值占比为70%左右,成交额占比更达80%左右。

  2018年,港交所新上市公司218家,融资规模达2880亿港元,其中包括来自内地的小米、中梁、海底捞、美团、映客、中国铁塔等。

  1997年至今,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集资规模达五六万亿。

  香港拥有国际性的人才及全球技术吸引力。香港之于中国,还是绕过技术封锁的重要支点。

  总之,香港与中国内地,一衣带水,休戚与共。

  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它是特殊的,只有以历史视角、世界格局、中港情怀,才能真正感知其沧桑与芳华。

  香港,曾经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民族的窗口,如今走到了中美利益交汇与角逐的关键支点上。

  从特朗普的推特来看,美国希望堵住这一“漏勺”。

  洞悉历史,洞察时局,香港与中国内地,应该心照不宣、山鸣谷应才是。

  参考文献

  【1】一九三七年香港对外贸易概况,中行月刊第16卷第3期,1938年3月;

  【2】香港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作战史室,中华书局;

  【3】China,Britain and HongKong,1895-1945,陈刘洁;

  【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凤凰出版社;

  【5】四联总处史料下册,重庆档案馆,中国档案出版社;

  【6】财政部三十年度重要工作之检讨与今后之改进办法,孔祥熙,财政评论,1942;

  【7】抗战通胀简史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法币十万难,清和,智本社;

  【8】香港·海南岛之建设,秀岛达雄,东京:松山房,1942年版;

  【9】红色华润,吴学先,中华书局;

  【10】中美贸易战中的“香港支点”,白格尔,量子学派。

  • 责编:成都新闻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