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败上海滩“黄四郎”,“张麻子”用了这些绝招!

2019-10-04   作者: 成都新闻网编辑部   来源: 大民工

1949年5月27日,在历经16天的激战后,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在群众的簇拥欢呼中,解放军战士们列装整齐,近代以来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从这一天起真正归人民所有。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全线溃逃和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完全胜利。但在另一

  1949年5月27日,在历经16天的激战后,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在群众的簇拥欢呼中,解放军战士们列装整齐,近代以来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从这一天起真正归人民所有。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全线溃逃和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完全胜利。但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新的风暴正在酝酿。

  与中国内地其他任何地区不同,上海从鸦片战争以后,就一直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太平天国运动后,富商巨贾、高官豪绅更是云集于此。一座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实则是封建势力、买办资本、外国殖民者的大本营。

  虽然表面上看,这些人要么是老家有地的寓公,要么是精明和气的商人,和那些领兵打仗的“大帅”“司令”战斗力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这些手握经济命脉的大老板们,往往能发挥更深远的影响。

  当年蒋介石从一介武夫爬到国民党的核心,一路上收买盟友,筹集军需,靠的就是江浙财阀的鼎力支持。在组建政府、“统一”中原之后,蒋也自然不会亏待自己的“钱袋子”,于是默许了他们的特殊地位。

  现在蒋介石被打跑了,江浙财阀的政治、军事代理人没有了,可他们的经济力量还在。看到解放军势如破竹,共产党的政治攻势锐不可当,和今天某些地区乱局的幕后操盘者一样,眼见好日子到头的他们十分不甘心,要寻找时机在经济上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

  在上海解放之前,由于国民党的金圆券改革失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金融秩序极度混乱,人民也是苦不堪言。这边共产党进了城,当务之急就是整顿秩序,恢复民生。

  在共产党的严令要求下,之前那些百万大钞现在统统不准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可以说,人民币就是共产党政治信用的体现。为了让这种信用“破产”,盘踞上海的资本家决定,先从货币战上做文章。

  在金融大鳄的恶意操纵下,人民币在上海当地的币值一泻千里。在解放军正式进城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100元人民币可换一块银元,到6月2日银元就涨价到660元人民币,6月4日早上就涨到1400元人民币。6月5日,人民政府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在短时间内被大鳄们迅速收空,一块银元的价格也涨到了1800元人民币。

  在金圆券改革中饱受通胀之苦的群众看到人民币跟当年一样币值大跳水,一拿到人民币赶紧去调换“黄白绿”(黄金、银元、美钞)或者购买生活必需品。

  一时间,交易市场上演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城”的一幕。 一些人从金融乱象中看到“机会”,纷纷做起买卖银元的勾当。据统计,当时人口仅有520万的上海,就有30万人参与过银元买卖。

  金价银价涨,物价跟着涨,老百姓苦,人民政府忧,最终渔利的还是那群躲在幕后的资本家。 看到反动势力这么“积极踊跃”,老蒋心里乐开了花。上海市内的反革命势力开始散布国民党“过年回来吃年夜饭”的谣言,人心惶惶,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

  虽然资本家们“不显山不露水”,但对局势胸有成竹的共产党一开始就明白是谁在捣鬼。敌势汹汹,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担心对银元投机商采取措施会在民族资本家当中引起不良反响,影响统战工作。

  即将奉命入川作战的邓小平同志认为,统战不是一味的妥协 ,不能被几个投机商贩吓倒,有粮有煤又有群众支持的共产党谁也不怕。在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下,对金融市场的雷霆整顿悄然开幕。

  资本家的“炒币”伎俩,说到底无非是与共产党抢夺货币的定价权。在拥有绝对力量优势的党面前,他们的阴谋永远不可能得逞。

  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和华东警卫旅带领1个营的兵力,外加400名便衣公安人员,从5路出击,分乘10辆大卡车,对交易银元的证券大楼进行封锁,逮捕银元投机主犯238人,没收大量黄金、白银、美元、人民币。

  自此以后,市面上禁止流通金银美元,人民币在这一次斗争取得了垄断性的流通地位。缺少了可以合法交易的其他货币,无良资本家的炒作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整顿过后,银元价格从2000元的高位跌回1200元,金融秩序逐渐恢复。

  证券大楼里,充斥着银元投机贩子

  被判处死刑的人民币伪造犯

  整顿行动对那些幕后操盘的资本家来说,更多是“敲山震虎”。行动中逮捕的主犯大多也不过是小鱼小虾,没有伤及大鳄的根本。心怀侥幸的资本家赌定,共产党不可能每一次都用枪杆子管市场,银元战争的风波过去不久,针对生活必需品的炒作又蠢蠢欲动。

  资本家的想法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在金融市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用武装接管的办法,确实能短时间内澄清秩序。可如果涉及到日常商品交易,不可能每一笔买卖都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转手。

  当年国民党派“太子”蒋经国上海“打虎”,也没能打掉庞大的黑市。在市场交易这方面,商人天然占据着主场。

  在上海刚刚解放,广大华南地区尚处于国民党控制之下的那段时间,上海的海陆交通要道多被国民党军事封锁,物资从南边进不来。加上附近一些地区遭受了水灾、台风,原本不充裕的物资现在更有紧缺的危险。

  资本家们抓住这个机会,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讲到过,共产党维持根据地货币币值稳定的秘诀就是保证流通货币与商品价值一一对应。资本家眼见不能在货币上做文章,就从商品入手,囤积居奇,人为减少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数量,破坏共产党设计的市场秩序。

  7月27日至8月15日,一向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主持各大区会议,商讨如何处理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

  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把握对社会和经济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必需品,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

  围绕“两白一黑”展开的经济战,是与上海资本家决胜的重中之重。

  陈云

  既然资本家制造稀缺,对付资本家的办法就是消灭稀缺,用商品填满上海市场。 资本家囤积货物的仓库一时半会动不得,那就从外地调商品进来。11月13日,陈云连发12道密令,敦促各地组织起来,大规模调运物资,解决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大城市商品短缺问题。

  在党严密高效的组织体系下,全国如一盘大棋呼应联动。东北每天1000万斤粮食入关,四川总共调粮4亿斤进入上海。华中的棉花日夜兼程地向东运去。此外,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其他解放区源源不断地供应。

  截止到11月底,共产党总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为保证配套资金,人民银行还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

  要知道,1年前的淮海战役,中共调粮总量也只有10亿斤,这次的战役虽然没有硝烟,但备战规模远超淮海战役。

  以往在江浙一带习惯了呼风唤雨的资本家想不到,这次他们的对手是倾全国之力而来,势要粉碎他们的金钱堡垒。自调运工作开展以来,投机商贩们发现,无论他们用多少钱收购物资,市场上总会冒出新货,根本卖不出“供不应求”的效果。不仅价格没有上涨,反而在充足的供应下缓缓下跌。

  这时,投机商才惊恐地发现,那些国营商店的布匹早已堆积如山,而在上海的郊外也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自己这点钱跟共产党作对简直是杯水车薪。

  上海军管会掌管的粮仓

  这些大大小小的商贩、资本家,在参与哄抬物价时,不可能所有收购物资的钱都是自己的。他们从银行、私营钱庄大量贷款,待投机获得丰厚利润之后在还款。这种商业模式用一个今天很时髦的词总结就是“加杠杆”。

  杠杆加的高,如果能盈利还好说,如果陷入亏损,那就等着割肉离场。

  在他们资金链濒临断裂的节骨眼上,陈云下令,不许任何银行和国营商店向投机商人借款。很快,投机商中就发生了“连锁爆雷”。到了破产这一天,他们才明白,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下场会是何等凄惨。

  “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 ”陈云这句话,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至今发人深省。

  经过了银元战争、“两白一黑”战争,上海的物价终于回到了合理水平。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在无形间稳定了上海的经济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彻底铲除了扎根上海多年的剥削阶级,澄清了社会风气。

  在共产党来之前,上海一直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敢冒多大的风险,就可能有多大的收益。囤积居奇,炒作物价就是一种“冒险”行为。之前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能有效打击这种行为。这就间接鼓励资本家们扰乱市场,钻制度空子套利。

  一波炒作下来,那些政府里的大员不会受太多影响,苦的还是底层老百姓。所谓“冒险家的乐园”,就是给无良的“冒险家”提供一个平台,方便他们在这里榨取民脂民膏,永享安乐富贵。

  久而久之,在上海滩开始流传这么一种说法:“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即使是在资本家中,老老实实干实业也都干不安稳,因为钱都被“脱实向虚”,巧取豪夺的金融大佬们赚走。偌大一个上海,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工业,整个经济走向买办化。

  在共产党整顿之后,炒作套利的现象不复存在。商人按照市场规律合法经营,营商环境也变得更加公正透明。

  历史的经验不会过时,因为往事总是换一种面目在当下发生。当年的上海,号称东亚的自由港。如今的某地,也号称自己是自由港。在商人的主导下,它们都有着相似的命运。

  一方面,商人严控生活必需的商品和资源,坐地起价,让普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自己躺着收租。另一方面,政府监管无力,美其名曰“当好守夜人”,实际则是对奸商害民的行径不闻不问,一心当好“太平官”。

  当这些商人“坐吃山不空”久了,他们积攒的实力就远非当地政府所能控制。一旦有人威胁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动用经济手段,制造社会混乱,让百姓在生活不便之余,将怒火都发泄在入场干预的人身上。而他们,则隐身幕后,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贤达”,静静地操纵民意。

  这个局,在民国年间可谓天衣无缝。无论孙传芳还是蒋介石,甚至日本人,都不能不坐下来和上海的商人谈判妥协,进而“共治天下”。

  然而,蝇营狗苟总有“见光死”的那一天。富甲一方的地头蛇们机关算尽,终落得倾家荡财,失败身死的结局。除了战略战术的失误,还因为,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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