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香港运动的更多大历史图景!

2019-12-18    作者: 成都新闻网编辑部    来源:Chairman Rabbit    阅读:

香港有非常突出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住房问题,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流动性缺乏问题。2019年的香港运动其实是2014年占中一路发展下来的。其中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基本只谈政治,不谈经济。北京/内地又习惯于从社会经济矛盾入手梳理、

  香港有非常突出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住房问题,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流动性缺乏问题。2019年的香港运动其实是2014年占中一路发展下来的。其中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基本只谈政治,不谈经济。北京/内地又习惯于从社会经济矛盾入手梳理、理解并尝试解决香港问题。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内地越讲经济,越使香港反对派认为内地无法理解香港。而且,内地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取态还可能招致反对派市民的敌视甚至鄙夷——潜台词就是,你们(内地)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香港人)要追求的政治价值。

  就这个问题,笔者在《西方体制万能论和香港问题》、“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里曾做过一些讨论。今天会再结合大的历史和跨国趋势进行一点补充分析。

  首先,内地人习惯于从社会·经济角度去理解香港,是可以理解的,如笔者之前分析,原因在于:

  一是对个体及社会的权利与福祉理解的不同:内地习惯用一种整体的(holistic)视角,这也是一种“亚洲”视角:一个人的福祉要结合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综合评价的,要考虑人们的社会福祉、经济福祉、文化福祉、发展福祉,不但考虑个人,还要考虑他们与国家、社会、社群、家庭、历史传统等的关系。政治权利只是各种福祉的其中一条,但不是全部。当代西方主流思潮则认为政治福祉是高于社会福祉、经济福祉、文化福祉、发展福祉的,处于一个更高的序列和维度。这就体现在西方的人权观里:认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决定了后面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权。如果没有政治和公民权利,就没有后面的权利。甚至有不少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都是受限于资源的,从最一开始把它们划给到“人权”的组成部分里就有问题。而人类当代历史的社会实践表明,这两类权利并没有西方构建的因果关系——即只要有了民主选举, 自然就会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平等。已经接近21世纪20年代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只能是一个愿景、一个故事。实践中,片面追求政治和公民权利甚至可能反过来负面影响到个体的经济和社会福祉。

  但至少可以说,香港的中产和大小知识分子运动者(反对派的主体)至少从表面上是认同西方叙事的,把人的政治权利(狭义的“人权”)放在决定性的第一位——尽管他们对西方人权观(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的理解又十分肤浅)。但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取态是内地不具有的。

  二是北京/内地很自然的会采用马克思主义视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阶级的冲突矛盾来理解。在实践中,这种分析框架如果粗暴应用(本文后面会提及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稍微“精致”一点的应用),就会化简为朴素的“经济决定论”,把什么问题都归于经济,而不能分析经济背后复杂的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这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当代中国受教育群体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一定程度上也限定了内地的视角和想象。

  上述这些内容之前的文章也已有所覆盖了。今天我们再补充角度讲讲,为什么香港人的政治诉求里,独缺经济诉求。为什么他们摆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不谈,只谈政治权利。

  笔者对香港更具体的看法是,香港运动的主题是右翼政治(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而缺少左翼政治(解决经济问题)的话语。

  一直以来,本博的分析都认为香港运动是认同政治驱动的,他们讲的本土、光复、革命,就是强调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将中国大陆构建为政治、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语言及族群上的“它者”。半年多以来,香港社会潜伏的认同和族群意识在年轻本土派激进运动推动和影响下,开始浮出水面,更加地系统化、更加地有意识。

  在这个“香港人的”话语体系下,政治制度及文化(即崇尚、向往、实践并在华人社会传播西方政治文明及制度)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香港人的使命,(应当)流淌在香港人的血液之中。他们认为,香港人应当保护自己的政治文化,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抵御来自中国大陆的“赤化”影响。政治上的恐中、反中、反共、崇尚西方、代理西方,就是香港人认同的要素。

  笔者认为这一条是典型的认同政治。它和美国Trump的基本盘(反西班牙裔移民,捍卫白人主流文化及族群)\英国的脱欧(反穆斯林及其他非欧洲国家移民,捍卫英国传统族群及文化)整个西、中、北、南及东欧——从法国的Marine Le Pen、意大利的Matteo Salvini,到德国的ADF,乃至希腊的极右翼新纳粹政党Golden Dawn——整个右翼、激进右翼、极端右翼的政治基本盘诉求是一样的。他们是西方政治在21世纪向右转向民粹族群政治的结果。

  香港人缺的是左翼政治。与强调国家、民族、族群、文化、血缘的右翼政治不同,左翼政治指向经济问题,关注的是经济的分配与再分配、机会平等、减少贫富差距、减少经济阶层之间的矛盾,提高社会保障与福利,保护经济弱势群体及其他弱势群体、提升社会流动性等等。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包括少数族群、妇女、LGBTQ等)都属于典型的左翼政治。

  看到这里,读者会发现,香港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全球经济最不平等、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发达经济体里,左翼政治完全缺失,在政治上几乎不存在。

  为什么如此?以下是笔者结合本地历史及全球历史及当前情势的一点分析,仅供参考,并希望能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

  原因1:“六·七”运动对左翼政治的“透支”和终结

  六七运动(香港称六七暴动,内地当时称之为“反英抗暴”),发生在1967年5~10月,是一场由左派工会、亲共人士组织的针对港英政府的抗争活动。这场活动最初是罢工、示威,后来发展到暗杀、埋炸弹和武装斗争。这场暴动造成51人死亡(其中10名警员),802人受伤(包括212名警员),近2,000人被检控。事件涉及1,167个炸弹。

  与今时的香港有很大不同,当时:

  1)50-60年代处于冷战高峰,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正面竞争,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政府都还在对外“输出革命”,中国政府的输出主要指向东南亚,透过华人群体传播;

  2)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即激进左翼政治)在上个世纪中期是非常受欢迎的意识形态,在香港社会也有广大影响力;

  3)香港是英属殖民地,中国政府在香港不用恪守现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积极拓展力量,有广泛且一定程度公开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并将香港作为与国民党势力及其他海外势力角斗的“战场”。香港是中国将红色革命推向东南亚的桥头堡;

  4)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也影响到了香港。

  本文不打算对“六七”本身做更多介绍,读者可以上网获取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六七是一场有相当暴力因素的抗争运动。当时抗争者也希望不断推高矛盾,渴望内地出兵收复香港;六七是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严重分裂,有的人支持港英政府,有的人支持抗议方,两方叮当码头,和今日香港有点类似。

  最终,由于抗争方采取了过多的暴力而丢掉了越来越多市民的同情,北京明确放弃支持,以及港英政府施行的强势镇压,左派工会抗争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

  1)港英政府大肆镇压及清算有北京背景或亲北京的左翼组织及运动人士,使得左翼力量在香港受到很大打击;

  2)港英政府对运动背后的社会经济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六七暴动之后,港督麦理浩推行了大量惠民的社会政策,扶持弱势群体,解决各种民生问题(例如推出公屋计划),修建娱乐和文体设施让青年人释放力量。香港从暴动的低谷中走出,引来了一个辉煌发展的新时代;

  3)港英更加有意识地构建区别于中国大陆的认同,如加强港英殖民教育(其中包括粤语教育),构建狮子山奋斗精神,对左翼暴动进行清算,将政治矛盾、社会问题等通通归咎于左翼与北京,实现全面彻底的污名化、妖魔化。而未来香港所有的欣欣向荣,又归因于港英政府;

  4)房地产化也是从六七之后开始。各大家族抄底土地房产,赚取无数利益。

  中国大陆方面,在香港的左翼基本盘受到极大打击,丧失了民意支持不说,自己在持续十年的文化革命中越陷越深。在这个期间,许多人由内地逃至香港(文革期间的“逃港潮”)。待到大陆重新“接触”香港之时,已是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此时的,香港已经完全是另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世界。

  因此,1)六七暴动本身的暴力丢掉了很多香港人的民心;2);左翼组织及基本盘在运动后受到极大伤害。3)港英政府在之后宣传教育中使得香港人对激进左翼政治的反感得到极大加强,同时香港本土认同开始建立;4)中国大陆文化革命时期的激进左翼政治、及“逃港潮”,使得香港人对大陆政治的负面看法进一步加强。5)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帮助香港进入繁荣。

  笔者一直说,“六七”的影响是,使得左翼政治污名化、妖魔化,在可见的未来,完全在香港“透支”掉了左翼政治(“耗尽了人品”)。有组织的、公开的左翼政治及话语不再被主流社会接受(became socially unacceptable)。

  当代的“香港人认同”是构建在“反共”的基础上的。正如德国的AdF说“伊斯兰不可能是德国的一部分”,美国Trump的白人基本盘认为美国穆斯林(以及共产主义)肯定是“un-American”的一样,当代的香港人(特别是中产和年轻人)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unHongkong的,或者至少说因其与中国大陆政府的政治话语联系,必定极为“可疑”。

  “六七”之后,香港很难有系统性的左翼政治。即便有,也必须与中国大陆小心谨慎的保持距离。

  原因2:香港经济行业的结构转变

  这一条笔者曾在《香港的运动其实也是一个反全球化运动》中写过的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08261544640536#_0

  核心的就是伴随香港GDP的高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自然就使得香港资本家对中国内地(从特区/大湾区开始)进行投资,将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内地。

  结果就是,香港经历了快速的制造业经济离岸化(offshoring)、中空化。就业机会从香港转移至内地。受雇于大雇主、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香港逐渐消失。

  离开了工厂的产业工人转向哪里呢?转向零售、餐饮、货运物流、贸易及各种服务行业。六七时香港左翼运动的基本盘是香港的工联会。到今天,工联会还有几十万的成员,但行业构成相信是完全不同了,大多受雇于中小企业。笔者对此没有做过实证分析,仅仅是拍脑袋,但相信距离实际情况不会相差更远——大多所谓的“工人”都在雇员人数不多的中小企业任职,分数众多的各种细分行业。因为不存在大规模制造业企业,很多隶属服务业,工人岗位/工种也大多是低技能的,因此工人有随时可以被替换。就这种环境,未来还会受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的进一步挑战。可以想见,工人相对资方的谈判能力极大下降。有组织的劳工运动(organized labor)是难组织和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人/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难度非常之大。在资方面前,他们只是被分而治之的弱小个体的简单加总。

  因此,香港的经济转型使得有组织的左翼政治丧失了基本盘。

  原因3: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建立

  这一条在前面“六七”部分有所提及,但笔者希望在这章稍微再展开一点。

  20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家叫AntonioGramsci(葛兰西,1891~1937)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发展使得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学说被归至“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理论、文化批评及社会运动均有广泛的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们应该都多少知道一点葛兰西。

  葛兰西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如果我们要在当代世界找到一个文化霸权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就是香港。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阶级不能通过简单的权力(包括暴力与压迫)和经济利益来维系自己对社会的主导统治地位。相反,必须通过文化、智识(intellectual)和道德(moral)上的领导地位,通过建立及灌输这种领导地位,影响全社会各个阶层背景的力量与人士,构建一个认可和维护既有体制的广泛群体。这个广泛群体是认可、支持既有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基本盘,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组织、社会关系、观念、理念,去创造与再创造,不断地复制、生产统治阶级的主导文化。马克思说,统治阶级会通过构建并强化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来维护符合自己利益的生产关系。这个上层建筑,包括了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等。

  读者应该很快就会发现,香港就正是这样的例子。

  旧香港的统治阶级是港英殖民政府 + 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就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工商业大亨与精英,是高等华人中的高等华人。英国殖民者通过绑定工商业界大亨及精英华人来统治、控制、影响香港。

  港英政府需要以最小的力量维护在这个远东城市的统治。它要尽可能维护香港自由贸易港和金融口岸的地位,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保护工商业界大亨的利益,把后者作为抓手,控制香港社会。这些就需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港英政府绝对不能让香港民众亲北京,这会产生脱殖的巨大危机。他们需要控制殖民地子民,帮助殖民地社会构建一个相对恐中、反中的认同。港英政府通过对北京的妖魔化,建筑了自己统治的基础,“如果没有我英国这个保护伞,你就将受到北方红色政权的统治”。基于此,香港民众非但不会投向北京,甚至能够最大程度认可港英政府施政上存在的不足与弊端。这就是英国的利益。

  恐共/反共/反中 +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及一整套西方政治体系就是港英殖民政府在现代香港构建的上层建筑。在晚至彭定康时期,他们还将民主及选举概念引入到香港,成为今日香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港英政府离开后,香港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了原来的高等华人——工商业精英、大知识分子、精英公务员与政客。他们通过延续港英留下的上层建筑,维护自己的统治。

  ——问题不出在经济制度: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现代香港成功的关键。成功的关键,成功的关键。重要的话说三句。这个全球其他地方已经找不到的原生态朴素资本主义并不是香港的社会经济问题所在,而是香港成功的要素。请不要对这个经济制度提出批评。到街头访谈普通香港市民,相信都会和美国华尔街银行家和跨国企业CEO一样,认同原教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价值,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问题都出自大陆和政治制度,香港十多年来的发展问题不是本地问题,都是一国两制及内地影响的问题,解决方法是香港更大程度的脱离内地影响,实现更大程度的自治,并且追求最大化政治权利、无限趋近西方体制。只要全盘采用西方体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能全盘推行西方体制的原因也来自大陆的阻挠。

  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观念——强调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就是抹杀阶级特性,掩盖阶级矛盾,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合二为一。是混淆主要矛盾,进行迷惑和调和。当贫困阶层忘掉了自己阶级身份,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呐喊时,已经中了资产阶级的圈套:他们在把矛盾外化,转移到其他国家和社会上,而忘掉了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在一起。这个道理中国内地的读者在教科书上都应该学过。

  马克思认为,国家到最后都会消亡。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是值得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用以调和和掩盖阶级矛盾的意识形态。

  无论如何,香港的上诉这套价值理念(强调反中的西方政治,支持自由放任经济)在香港是主流意识形态,是核心价值观,由教育、媒体及各种文化组织以制度化方式进行推行,对人口群体进行“洗脑”灌输。这就是葛兰西所讲,统治阶级会利用大学、初中等教育机构、文化机构、政府宣传、“知识分子”(处在各个关键社会细分领域的意见领袖)等力量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将其“内化”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灵魂深处。

  在香港,打破这种上层建筑几乎不可能。其实蓝、黄两边都有左翼政党,即建制派的工联会,以及泛民的工党。他们都指向中低层、蓝领,在社会、经济议题上的取向是相对接近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这样的政党就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争取阶级利益。但在香港是不可能的。他们被反中认同政治划分至蓝、黄两个阵营,被切分开来了,相互取得共识,推动政治议程的难度极大。香港的各个社会阶层群体,都因为黄 vs 蓝 被划分到两个阵营。马克思主义者会说,这就是统治阶级通过构建认同政治,让无产阶级分而治之的结果。

  原因4:全球左翼政治的式微

  第一个因素是于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的灯塔、愿景、终极目标苏联的垮台,社会主义阵营经历全面坍塌。从全球来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经济模式遭到了失败。于是,福山说到了“历史的终结”,西方体制眼看即将统一世界。由于左翼力量的消失,使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全球政治光谱集体右移。一些偶尔浮现的左翼政客(包括委内瑞拉的Chavez)也有浓厚的族群民粹(ethnic populist)色彩。。

  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左翼基本盘也在向右转——整个欧洲和北美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政党都在见证选民基础转向右翼的时代现象。典型的案例如美国,原本支持民主党的产业工人集体右转,成为Trump的粉丝。法国激进右翼政党民主阵线(从Jean-Marie Le Pen到接班人女儿Marine Le Pen)圈粉和基本盘主要来自工人阶级。英国脱欧的支持者也是工薪阶层。

  左翼基本盘集体右转的根源是认同政治的抬头。投向右翼政治的欧美群众们当然对精英政府十分不满,对民主制度失望,但他们选择Trump、脱欧、支持:Marine Le Pen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原来的政治精英提出抗议(protest vote),而是他们真正希望获得他们想要的减少移民、防止核心价值被淡化、摊薄、掏空,捍卫族群的纯洁性。他们确实是被右翼政治的话语和愿景所吸引的。对于他们来说,身份的存在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政治大于经济。

  在这里,资产阶级统治精英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其实,从外来移民(劳动力的流入),以及资本家通过对外投资将产业和就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劳动力转移),获利者都是资本家,受害者都是本国的无产阶级/劳工。这是全球资本主义驱动的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但,你让美国的无产阶级与中国的无产阶级突破国际界限,联合起来,反对国际资本家,是不可能的。反对方式是,美国无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构建全球性的工会,反对美国将制造业机会转移到中国。中国无产阶级要和美国无产阶级构建统一阵线,同薪同酬,齐上齐落,对抗全球资本家。傻子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1980年代,同属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汽车工会就没有办法和日本工会进行联合。美国工会没有办法说服日本工会阻止日本汽车厂将工厂及就业机会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日本工长想尽办法组织美国汽车工会进入,通过美国的区域竞争,分化了美国的汽车工人。连美国国内的工人都无法联合。

  所以,被全球化利益伤害的普罗大众不会懂得反对资本家。他们只会反对“外族”,美国工人不是反对美国资本家,而是反对中国政府、反对西班牙裔移民,诸如此类。

  全球化兴起使得发达经济体劳工利益受到损害,但由于劳工存在认知瓶颈,无法对现状原因做出清晰的判断,再加上民族身份认同、文化这种非常直接、感性的东西,使得他们把矛盾系统性地转移到外族而资产阶级身上。笔者以为,全球化就是全球右转的原因。它也说明马克思完全低估了族群、身份、文化认同对个体的直接感染力、影响力是大于经济的。

  香港和欧美的区别在哪里?

  在欧美,由于社会不存在为解决的政治制度问题(“普选”),“认同政治”就不需要也无法粉饰,人们直截了当的选择、表达认同政治——要求减少移民、捍卫族群文化及利益。

  在香港,因为还有一些遗留的政治制度问题,认同政治就可以被包装、粉饰起来起来、躲藏在政治制度诉求之后。外界(比如西方人)看到的就是香港人的“普选”诉求,而不是认同政治。

  这是香港和欧美的唯一区别。

  原因5:“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谈判香港回归时还在1980年代初,当时对政治制度还确认足够的认识,对中西方制度的差异主要还局限在“姓社”还是“姓资”。现在很容易看清楚,社和资主要涉及经济制度,并不必然是政治制度的问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两个平行的道路。

  八十年代,走出艰难探索,开启改革开放伟业,摸着石头过河的内地政府,打开国门的第一步就是寻找爱国华侨——特别是港商,吸引爱国资本家投资内地,从而与香港工商业界精英建立了联系。工商业界精英对内地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做出了历史贡献,双方也建立了信任与合作基础。

  九十年代,内地政府为接管香港做准备。彼时,香港经济远较内地发达,完全不处在同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和维度。内地对管治香港更缺乏信心。再秉承《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顺势选择依赖香港本土精英(“高等华人”)治港——前提是政治上要能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爱港”、“爱国者”)。在此政治基础上,予以最大的委任与信任。

  按照中国大陆官员与民众的历史认知和政治理解,经历一个半世纪殖民统治的香港回归到祖国怀抱,一定对祖国有无比的热情和忠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同胞们也应该有最大程度的信任。于是内地改变了回归前在英占香港进行广泛政治布局的做法,撤回大多数官员,交由香港人自行治理。

  北京在香港也当然要有政治基本盘。盘点一下,这个基本盘绝对是政治正确的:爱国资产阶级(资本家/工商业界精英/精英公务员等) +老的左派基本盘——工联会+ “新界农民”——乡事派。这就是一个包含了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界、工人、农民的爱国统一战线,看上去包含了大多数人民群众及最广泛民意。我们不能马后炮。回到1990年代。这个选择,这个布局,是非常合理的。

  这个统一战线有它的问题——如果按马克思来说,它是按资产阶级话语来组织安排的。资产阶级、工人、农民都分数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利益,本质不可调和。按照国家/民族认同来划分(“爱国爱港”、“爱国者”)是掩盖了其内在的阶级矛盾。按照过去的话语,这一布局脱离了左派力量,是“右倾”的。

  结果是,这支力量构成了“建制派”,并且是一支覆盖多个社会阶层及利益群体,仅因为对北京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有些松散的政治团体。其中不同阶层的利益又不是不相同的。整个建制派,譬如最大的政党民建联——是一个全民政党(catch-all party),覆盖全体阶层。它讲述的是爱国爱港的政治叙事,但不能对香港政府及资本主义现状进行更深刻的挑战。挑战资本主义现状,就等于挑战建制派背后的工商业界精英。它肯定要照顾政党内部不同力量的和谐。

  这样的政治组织,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左翼政治组织。

  大多数的建制派政治党派政治都是这样的“catch-all party”。他们确实会照顾底层利益,但不会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建制提出根本批评,而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

  能够挑战现有政治秩序的激进左翼政治在建制派内部是不可能找到不到声音和出口的。

  大陆政府的存在也有影响,作为共产主义政党,它实质上垄断着左翼政治话语。同时,回归后的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特殊的政治(台湾问题)和经济(金融和贸易)价值,能够吸引外国资源,因此势必是要维护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也尽力避免让内地的左翼政治建制影响到香港,努力维系港英时期以降香港的资本主义建制安排,避免挑战香港的制度及资产阶级“文化霸权”。

  因此,北京也是香港现有政治经济制度与秩序维护者。一国两制的束缚,使得北京不能将国内的左翼政治制度安排拓展到香港,而要维持香港的现状。2019年的现在,我们却发现,香港的经济、社会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原因6:香港运动的支持者:小资产阶级及专业人士

  之前引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概念。

  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学术、媒体、文化机构生产、再生产上层建筑,构建文化霸权,从而固化及延续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形成集体的阶级意识,通过系统的努力,才可能打破这种文化霸权。

  但香港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700万人的城市,与大型经济体不同,这里大部分的人口属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按马克思主义说,属于附庸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他们认同统治者即资产阶级的价值,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主要生产者及再生产者。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资产阶级。这次香港运动的思想者、组织者,最根本的政治支持力量,就是这些中产。

  其次,香港的无产阶级非常分散,大多数受雇于中小企业,缺乏组织性,政治意识薄弱,尚未觉醒。在六七之后左翼政治被污名化的香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再去推动左翼政治几乎不可能。他们的子女又是受到小资产阶级(媒体、教育)系统化灌输影响的,全面的拥护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话语(“西方民主政治”)。困惑这部分群体人士的是如何与自己的黄丝子女和解,而不是投身左翼政治反对地产霸权。他们是沉默者,从绝对数量看也是小数,不能在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党对革命都是有定义、定性的。例如旧民主主义革命vs 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必须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一个过渡。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

  学过中国政治历史ABC的人马上就能明白,香港运动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推动的运动,旨在强化资产阶级的统治,强化既有的文化霸权。它的根本任务是提防和反对来自北方中国大陆的左翼政治影响。因此,它非但不会考量香港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福祉,不会触及香港问题的核心(即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恰恰相反,要强化、巩固香港固有的社会制度,反对任何变化。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香港运动是一个反动(reactionary)的政治运动。香港各种体制的疾病都要外部化(“责任全在北京”),而避免触及本土原因。反对派希望在当前西方国家反中、恐中、妖魔化中国的新冷战趋势之下乘舟而上,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以上是香港缺失左翼政治的原因。最后,让我们谈一谈结果和影响。

  1、香港的统治阶层已经建构了一整套的教育、文化、传媒体系,得以不断地生产、再生产所谓的文化霸权,将现在的香港人认同及意识形态灌输给新一代。这个意识形态使得他们片面的关注政治问题,而不关注经济制度;

  2、香港运动注定不会对对经济制度(自由放任/laissez-faire/neoliberal-lism制度)提出批评,相反,香港运动是对既有经济体制和安排的捍卫。按照我们的话语界定,香港运动只能是一场小资产阶级推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旨在强化现有体制,阶级属性已经决定了其落后性和局限性;

  3、香港不会有组织的左翼政治。左翼政治已经被污名化、边缘化,是社会所不接受的,并且由于反中意识的崛起,左翼政治的空间会更小;

  4、与左翼政治相关的利益团体早就被分割在蓝黄两边。他们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左翼劳工运动,只能去捍卫一些很小的利益;

  5、如果香港有左翼政治,也会将矛盾外部化(归罪于北京),结果蜕变为认同政治。香港有个社会主义者/托派/格瓦拉的粉丝梁国雄,最后蜕变为本土政治的代表人物,视为典例;

  6、无产阶级不是运动驱动者的,小资产阶级才是,现在政治议题,当然不会旨在改善经济问题。(深层次问题);

  7、因为运动的推动者是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关心的是上层建筑/政治议题——核心价值被伤害,而改善中低阶层的经济待遇和福祉,对这些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影响的。恰恰相反,让中低阶层受惠、满意的结果是左翼议题进一步消解、消失(底层对经济的抱怨没有了,剩下继续不满的只能是中产)。

  对社会运动的阶层分析是第一个要义,只有准确的分析才能帮助我们找到准确的答案和诊断,或排除不准确的答案或诊断。

  今天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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