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的三个隐秘故事

2018-12-19   作者: 成都新闻网编辑部   来源: 智谷趋势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画卷。 横亘在十亿人面前的铁幕,慢慢消解。那些充满朝气的力量,从初生,到草莽,再成主流,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里边,有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有的人,在历史进程的惊涛骇浪中翻船泯灭,也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画卷。

  横亘在十亿人面前的铁幕,慢慢消解。那些充满朝气的力量,从初生,到草莽,再成主流,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里边,有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有的人,在历史进程的惊涛骇浪中翻船泯灭,也有的人,举着改革先锋的火把破浪前进,为后来人照亮方向。

  每一个过去,都暗含着我们的未来。

  01

  海南洋浦风波

  80年代末,深圳经济特区搞了七八年后,邓公认为,中国是时候搞一个比深圳更大的特区了。

  天大的机遇来到海南面前。这颗南海明珠,其地理、面积、资源等条件与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差不多,如果能把海南搞上去,不就可以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然而,彼时的海南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破岛。工农业总产值50多亿元,财政收入不过4亿元,空空如也的钱袋子,压根没法支撑起它的野心。

  那时中央财政也没钱,只能向外找法子了。

  恰好,海南建省筹备组有两个重要的主力。一个是从广东调任过来的许士杰,一个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元老梁湘,两人誓要让海南成为另一个神话。他们不是复制深圳模式,而是准备向新加坡学习,“引进外资,成片承包”。

  1988年5月的一天,许士杰来到资本满天飞的繁华香港,找到最大的建筑商熊谷组,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海南以每亩地2000元的价格,把洋浦交给熊谷组成片开发,租期70年。

改革开放40年的三个隐秘故事

  洋浦战略位置优渥,靠近东南亚,又有深水港和丰富石油资源,只要把这个棋子搞好,海南整个盘子可能就活了。

  当年6月,海南省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框定了即使现在看来仍很大胆的三个“自由”:

  资金进出自由;

  境外人员进出自由;

  货物进出基本自由。

  这个独一无二的大红包,让这个30平方公里的地方“比特区还特”。

  蓝图画好了,资金来源也基本解决了,然而,事情的后续发展远远超出了许士杰的想象。他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土地租借方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其股权构成部分为:于元平17%、李嘉诚17%、日本熊谷组37%。

  37%的日本血统成为了众矢之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最惨痛的记忆,可能要算是昔日小弟带来的生灵涂炭,以及半殖民地统治下的百年屈辱了。

  1989年3月,一位北京来的高级官员,在海南实地考察整整12天后,连夜撰写了一份发言报告,痛批海南的“割地行为”。

  在他眼里,中国本土又将出现相当于旧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面积的,长达70年的外国租界地,洋浦有引狼入室,开门揖盗之嫌。

  随后,两百多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反对,似乎一旦租借,洋浦就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成为黄赌毒盛行的法外之地。一些学生还上街抗议,大声呼喊“声讨海南卖国”、“还我海南”的口号。

  尽管邓公批示认同这一模式,但是以土地换资金的举措触发了大众的痛点。洋浦的开发不可避免地拖延,直至三年之后,中国结束左右之争,洋浦经济开发区才真正落地。

  这一拖,就让洋浦模式彻底失去了先发优势。

  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各种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东新区。浦东一跃而起,而海南则错失了历史机遇。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封闭锁国,到睁眼看世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变。这头沉睡的东方雄狮逐渐苏醒,日益改变着旧有的世界格局。

  在大国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始终是我们处理与外界关系的底色。这种隐秘心理,有时候会像一个契子般打入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朝关系,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走向。

  中国与外部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第一个核心命题。当前中美之间发生的故事,依然在延续这一命题。

  今天,中国政府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作使命,决定了下一个四十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承转启合。

  02

  天津大邱庄神话

  天津大邱庄,曾经是一片盐碱之地。

  70年代,这里靠天吃饭,穷得连附近的女娃都不敢嫁进来。短短十数年后,这里就成了老百姓顶礼膜拜的“首富村”,三千多个村民,每个人的年收入均超过高级干部。

  这个神话的缔造者,叫禹作敏,一个身材瘦削的半文盲农民。

改革开放40年的三个隐秘故事

  从道路的命名(百亿道)就可以看出大邱庄的野心

  他本人的座驾是国内罕见的奔驰600,当时全国只有两台。

  这个4400人的村落,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整个村子富得流油,每家都建立起了别墅洋房。

  1977年,他当选为大队书记。望着这片不毛之地,他明白即使分产到户,每个人也只能分到一亩盐泽地,还会穷得响叮当。只有搞工厂,才会有出路。

  此时距离十三届三中全会还有一年。中国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就突破禁锢,大胆奉行“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理念,把一个农业社会的村子,硬生生撺成了工业社会。十年间,大邱庄办起了二百五十六个小工厂,每年千万的利润,滚滚而来。

  禹作敏很会钻空子,也“敢于”蔑视规则。他给一些国家干部塞“信息费”,以获取市场信息;他给驻地大邱庄的工商部门、公安人员、法院人员开工资,换取免税优惠和保护伞……

  在80、90年代,指标即一切的体制才刚刚塌了一个角,中国还处于一片混沌不清之中,很多法律建设尚未完善,胆子大的狂人反而更容易闯出一片天地来。

  他们在灰色地带游走,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而获取“能人”光环。而那些还没弄明白时代是怎么回事儿、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一看有了带头人,纷纷归顺,一呼百应。

  两者相互交织,在后来的大邱庄迸发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强人政治。

  他在村口盖起一座牌坊,命令所有访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车,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俨然是古代皇宫门前的“下马碑”。

  他在村里修筑了九龙壁和九龙饭店,追随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踪影。

  他对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有人说,大邱庄没有法律,禹作敏就是王法,一条条办公室内发出的指示好像是御令圣旨。

  在这个乌托邦般的村庄中,他成了主宰一切的土皇帝,而所有服从于他的村民,则可以获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俨然一个北欧式的存在。

  不过,生也权力死也权力。这个作风专横的乡村能人,最终还是栽在他自己身上。

  1992年12月,当全国各地都在被“南方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时候,地处北方的大邱庄一片萧萧寒意。

  一位外来人被怀疑贪污公款,禹作敏私设“公堂”,命令下属将其关起来审讯,毒打7小时致死。事后老爷子包庇罪犯,把前来办案的警方关了起来。

  后来,400名武警开赴大邱村,禹作敏一声令下,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集体大罢工,上万名农民拿起棍棒钢管镇守村庄,他甚至组织3万人到县城you行……与法律对峙注定是要自我毁灭的。1993年4月,禹作敏被逮捕,而后服安眠药自杀。

  自此,大邱庄陷入了沉寂。

  人虽然走了,但禹作敏现象并未消失。社会对能人的迷信,对规则的漠视,今天仍给我们的社会运作造成一丝龃龉。

  此后各个地方也都出现了能人现象,比如曾主政宿迁和昆明的仇和。敢于闯雷区的能人,或许能够凝聚一股力量,打破发展的枷锁,创造出一个个亮眼的奇迹。但建立在蔑视规则上的成绩,终究只是沙子上的高楼。

  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曾说过,“改革之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

  下一个四十年,该是制度代替枭雄的时代了。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是改革开放40年第二个核心命题。

  03

  深圳蛇口经验

  第三个故事关于深圳。当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复兴,从蛇口开始。

  1979年,蛇口工业区批准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重要实践,由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完成。

  他叫袁庚,一位土生土长的深圳人。

  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被无端关押在秦城监狱5年半的袁庚终于出狱。随后,他担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长,多次陪同领导出国考察,走过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他深刻感受到中国的落后。

  在深圳,他站在一江之隔的滩涂上,遥望对岸灯火通明的香港,被两地的落差震惊得久久不能平息。

  这边,是频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大逃港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那边,是东方明珠,亚洲的骄傲。

  搞情报出身的他,嗅觉灵敏,消息灵通。自他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到”这片36平方公里的土地起,他就深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在袁庚担任蛇口工业区总指挥期间,蛇口推出当时极为大胆的改革举措,比如超产奖励、工程招标、人才招聘、住房改革、按劳分配、社保制度等。如今看来平常的动作,当时在全国有破冰意义。蛇口真正成为中国改革的风向标。

  1979年,蛇口工业区在码头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超产奖励制度。

  1980年,蛇口工业区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在全国率先实行工程招标,打破了以往以领导意志为转移的分配传统。

  1982年7月,袁庚率先引入外资,成立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山开发……

  有些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回去后放声痛哭,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可见当时的思想禁锢之大。

  改革,是一个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但他说“大不了再回秦城”,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24个全国第一。

  除了经济方面,蛇口改革最为人称道的是在配套制度改革上极具前瞻性——

  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第一个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

  在蛇口这个“实验室”中,袁庚冲破了当时的两大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实操第一人。

  他要求《蛇口通讯报》刊登批评领导人甚至批评自己的文章,让权力受到监督制约;他废除传统的干部任用方式,用一人一票的方式产生蛇口管委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经过“直选”产生的地区领导机构……每一项举动,无疑是冰天雪地里的一声春雷,石破天惊。

  40年过去了,如今的蛇口早已不是滩涂,但袁庚创造的“蛇口模式”中所蕴含的改革先锋精神,仍在改变着中国。而他也成为了改革开放40年表彰的杰出贡献人物。

  这个精神,是过去四十年的元点,也是下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

  改革与旧利益格局的关系,是改革开放40年第三个核心命题。改革的勇气,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贵而稀缺的,即使是今天。

  洋浦风波背后反映的中国与外部的关系,大邱庄现象反映的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蛇口改革反映的改革与旧利益格局的关系,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路上依然是关键问题。

  正如今天大会所言,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伟大的进程“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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